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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民俗学刚一诞生，就成为国家和社会塑造自身认同和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在欧美学科史上，民俗学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持，参与了国民精神的塑造。中国民俗学发端于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与时偕进，几乎参与了20世纪中华民族建设的所有重要运动，与国运紧密关联。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命题，民俗学宜积极参与国家战略，通过研究中华民族共有符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参与研究英雄史诗等民间文学、弘扬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关键词：民俗学；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杨德亮，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明艳，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编号：22JJD770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30923010701）的阶段性成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在新时代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政治话语体系上升到知识理论体系的过程。从学术史来讲，这一政治话语自2014年刚一提出，就成为学术研究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诸多学科积极参与研讨，相关研究成果洋洋大观、积简充栋。然而，民俗学的相关研究鲜见，目前只有寥寥几篇论述民俗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文。作为一门专注民间文化和传统传承的学科，民俗学有经世致用和服务政策需求的历史，在新时代应该积极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一、经世致用：中国民俗学对中华民族研究的历史贡献
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应民族国家理念的萌生和民族自我认识的需要而兴起，并服务了欧美国民精神的塑造，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现代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是对欧洲folklore的明确响应和移植，而“民俗学”这一译名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正如“民族”概念一样。关于民俗学入华、中国民俗学与欧美民俗学之不同特点以及学术效用，施爱东作过有意思的描述：一批先行者急不可待地把它引入中国，而“常惠、顾颉刚等一批年轻学者所理解的中国民俗学与欧洲源头的民俗学本不是一回事，他们想象的中国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信仰，以及流行文化的学问，是对平民文化的一种关注。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了民俗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补作用，以及民俗学在社会历史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性，因而极力地为之鼓吹”。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民风民俗的文化传统，此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代。《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民俗学的宝库。它记录了衣食住行、礼仪、婚姻、岁时节令、信仰、游艺等民俗。西汉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篇则从经济角度呈现了风俗习惯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物质生产对社会风俗的影响。东汉班固《汉书》的《地理志》篇，对风俗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区域划分，并描述了不同区域的风俗特征及其内部差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对历代名物制度、社会风俗及民间传说进行了深入考证与分析。西晋周处的《风土记》，记载了当时各地的民风民情、节令活动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传说。南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反映了古代楚地的岁时习俗和风物故事。诸如此类古籍中反映的中国传统民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风貌和发展变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
作为现代学科的民俗学被引入中国，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正是中国由天下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由传统王朝转向民族国家之际，正是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走向“自觉”民族时期，因此推动民俗学研究的知识分子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让民俗学参与了塑造中华民族的政治运动。刘锡诚认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驱逐鞑虏”的反清情绪和政治运动直接激发和推动了民俗学的发展。这些知识分子以蕴藏在民间社会中的民俗事象特别是民间文艺为研究对象，将之提炼为抨击封建思想和对群众进行教化的重要素材。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即救亡图存的人文觉醒。其直接发生，在于晚清社会泛起的新民思潮。所谓新民，有两种基本含义，一在于救民，一在于醒民。救民，就是救国，就是救亡；醒民，就是唤起民众。”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俗学开始起步并致力于建设时，其先驱们大都将这个学科与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关联起来，有浓浓的民族主义情愫。2025-08-04，《北京大学日刊》刊发《研究所国学门启事·为筹备风俗调查会事》这样一个调查启事书，其中说道：“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心理学之良好材料。”从这几句话中我们看到，当时号召调研收集风俗者认为收集到的风俗事项可以成为研究材料只是一个间接功用，它直接的功用是“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
1930年《民俗》第101期刊发《本刊今后的话》，其中表示：“我以为单因为研究文艺的目的去研究民俗，不是民俗学的幸福，你看我们中国的社会，混乱到这么田地，民众的头脑，固执到如此不可转移，怪不得军事不能快快结束，政治不能上轨道，社会经济一日穷蹙一日。难道天天高唱文学，就可以了局吗？”这表明民俗学先驱试图改变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即让民俗学从致力于“为文艺的”转为“为社会的”。这一转变意味着民俗学需要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并参与社会改革。同时，民俗学开始像其他学科一样，寻求在民族革命、社会改良和教育等领域中参与国家建设的价值意义。
1933年，署名“坚”的作者在《新农村》杂志上发表《民俗调查底理论与实施》一文，主张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民俗学应该积极“补偏而救弊”，使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他说：“现在，中国的民族，已陷于衰老没落的险境，究竟今后应如何补偏而救弊，使走向新的发展的途径，这当然在政治，教育方面要有新的计划，然而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却不能不说是它们基础的工作。”1934年，林惠祥发表《民俗学研究导言》一文，将“民俗学的效用”分为“学术上的”和“实际应用上的”两个方面，并表示民俗学“实际应用上的”效用，就是努力“改良社会”、辅助政治建设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进入反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民俗学研究也顺应时代的需求而发生显著的转变。随着战火的蔓延，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被迫迁移到较为安全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成为新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堡垒。大批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西部，他们在抗战大后方展开深入的民俗调查和研究，不仅为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也为国家的长期抗战和民族的复兴积蓄了力量。刘铁梁认为，此时此地的民俗学研究不仅与提升民族士气的政治需求相结合，而且还渗透了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观念。
随着对西部地区调研的深入以及对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感知，一些民俗学学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将之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因此研究多民族的民俗状况，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杨成志在1930年发表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一文的绪论中，从“民族独立运动”“民族主义”“民族平等”等角度阐述云南民族调查的意义：“以今日民族独立运动的观点上看来，我们最少的限度，以后对他们的称呼，最好采用其本族自称的名号；若沿用汉称时，也应该弃其‘犭’字旁，如‘猡猡’写‘罗罗’便妥。我们既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就应该扶植他们，施以各种开化的善良办法，使他们一天一天的长进起来，将如汉族一般。这才不背着现在潮流的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凌纯声更是关注了东北的赫哲族，湘西的苗族，云南的彝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并作了许多田野调查。他最经典的著作是基于1930年开始的调研、最终写成于1934年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此书详细记录了赫哲族的文化、风俗和社会生活等，尤其对萨满教、歌舞、音乐、游戏、艺术等的描写颇为精彩。人类学家李亦园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民族学的第一次科学田野调查……不仅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上的第一本科学民族志，同时也是自1922年Malinowski出版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之后至一九三五年间，全球文化人类学家致力于基本民族志资料搜集与著述期中，重要的民族志书之一”。
20世纪80年代，钟敬文先生在继承和发展这一学术理念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学者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概念，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钟先生表示，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应当超越单一民族的视角，全面地反映和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民族团结的重视，它鼓励学者们跨越民族界限，探索不同民族的文化联系，以及各民族的文化是如何在中国这一大家庭中共存、交流和融合的。这一思想体现的包容性的学术态度，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认识，也为保护和传承各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支持。钟先生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不仅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是对民俗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丰富，还对中国乃至世界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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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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